危机成本与绿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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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玖长[1] 赵定涛[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绿色GDP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它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危机成本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经常爆发危机或者为了预防危机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那么就会耗费大量的国民财富。这将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质量,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与科学的发展观相违背。为此,实施绿色GDP,就有必要把危机成本涵盖其中。
关键字:危机成本 危机管理 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公众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传统的GDP核算并没有把自然资源成本客观反映出来,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只追求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发展过程对环境、社 会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得实施绿色GDP核算成为一个有效和关键的趋势。正是在这种理念和趋势下,把危机成本纳入到绿色GDP体系中也是一种必然。所谓的危机成本,主要表现在为预防危机所需要的投入与发生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危机的预防成本指为了预防危机的发生所投入的资源的价值(可考虑贴现率的因素);危机的损失成本是指危机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危机成本与绿色GDP
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我国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可持续发展”开始真正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角色,我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绿色GDP时代”。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把生态影响纳入的经济核算框架体系中,其主要目的是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真实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其出发点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也就是说,政府想通过绿色GDP的核算指标体系来衡量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当前较流行的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中主要添加了资源环境损耗、环境污染等集中在自然环境的指标。
绿色GDP的推行,使得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的科学性向前推了一大步。然而,扣除了生态影响的绿色GDP并不能完全衡量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如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使得美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00多亿美元,然而也带动了一些行业的发展,如救护、安检、建筑等;自从发生在Oklahoma 市爆炸事件和Columbine High School 惨案后,美国每年的安全产业对GDP就贡献了500亿美元;O.J. Simpson案也对GDP贡献了2亿美元。据统计,在1997年,加拿大的Nova Scotia(新斯科舍省名),个人为了预防遭遇意外等社会风险的支出达到每人600美元、每个家庭平均1650美元,然而1997年所遭受的意外总损失达到12亿美元,每人达到1250美元(每个家庭达到3500美元)。这些意外贡献了该省的3%- 6.3%的GDP。对于我国而言,发生在2004年4月的阜阳假奶粉案造成的损失也达到了上亿元。发生在2003年1月份的SARS事件使得医疗消费品产业、消毒产业有很大发展,每个家庭对这方面的投入增加了很多,这获多或少的拉动了GDP的增长。这些经济数字,在传统的GDP统计中不能反映,就是在已经推行绿色GDP的国家或地区的统计中也未能反映。
资料显示,安全事故对各国国民生产总值(GDP )所造成的损失都是相当严重的。美国密歇根大学1997年的统计,此项损失为1770亿美元。英国HSE的1993年统计为160亿英镑。德国工伤保险学会2000年报告,此项支出为1500亿马克。都超过当年GDP的2%。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 年世界安全大会期间,对于职业安全健康损失对全球GDP 的影响估计是4%左右。我国2003年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初步测算在1000亿元以上,加上间接损失高达2000多亿元,约占GDP的2.5%。安全生产不仅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直接的损失,而且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巨大心理创伤更是难以估量的。
但在这些事故中,GDP核算并没有把这些损失计算进去,相反,还把为挽救这些损失的投入计入进入,如医院救助投入,企业的安全防护投入等等。这些经过GDP核算后,就表现在货币量的增加,但事实上只是减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或者损失,并没有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所以有必要在实施绿色GDP中扣除这些危机成本。
从危机管理角度来看,但这些损失或增长就是危机成本。危机从发生的属性来看,有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于自然危机而言,如生态灾难、防灾投入等可纳入的绿色GDP的统计中,而对于一些突发的自然危机,如地震、龙卷风等,也未能统计进入。尤其对于社会危机成本,很少能够统计。
危机成本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经常爆发危机或者为了预防危机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那么就会造成大量的国民财富在危机过程中遭到损失、公众为了预防危机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的价值还未得到发挥就消失了。为此,虽然绿色GDP或GDP的数字得到增长,但公众的社会福利并未增加,反而得到上升,这将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生活质量,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与科学的发展观相违背。
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据统计研究,达到这个数字后,社会很容易出现各种危机。如出现多起的食品安全事件、城市化过程中的暴力拆迁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件和交通安全事件,这些危机事件的发生,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影响。人们为了预防这些危机,投入了很大成本,如不敢在小商店购买食品、不敢购买一些地方特产、为了避免遭受污染而投入很多时间来选择装饰公司、宁可购买价格昂贵的名牌、为了避免遭受意外宁愿不去消费等。这些成本的表现不但在金钱上,更多的在花费在时间上。这些危机成本使得绿色GDP或GDP的统计体系并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二、把危机成本的统计纳入到绿色GDP中
ISEW(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与GPI(the Genuine Progress Index)核算的切入角度较独特,考虑了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犯罪率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加明晰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对经济的贡献,这些都涵盖了部分危机成本的内容,但该体系存在系统性误差,信度及效度受质疑,且项目涵盖各国不同特色,因此较难以推行。
按照现行的理解,绿色GDP主要是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到统计体系中。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是地球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不能分割出去。绿色GDP在我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在以后几年即将实施。为了更好的反映社会的真实发展水平,应把危机成本的统计纳入到绿色GDP中。
危机成本的构成包括自然危机成本和社会危机成本。所以,可把绿色GDP的统计指标体系外延,把危机成本的统计纳入到绿色GDP中,这样就比较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
随着政府服务理念的深入,关于危机成本的统计与计算将逐渐变得精确与可信,把危机成本纳入到绿色GDP的核算中也比较可行。可从危机的预防成本和危机的损失成本来衡量危机成本。
危机的预防成本可由安全维护人员的数量与待遇、安全设备、资源与固定资产的价值、公众为了寻求安全所作出的行为改变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决定;危机的损失成本可通过人员伤亡、生产延迟成本、公众心理影响等因素决定。在绿色GDP的计算中,可以把这两种成本扣除即可,剩余的结果将是该地区比较客观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如表2:

表1 危机成本的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危机预防成本
人员投入
从事预防危机的工作人员数量:警察、医护人员、研发人员、危机管理的专业机构人员等
资产投入
为预防危机所建造的基础设施、消耗的资源等蕴涵的价值。如防灾工程、医院、消毒设备等
研发投入
为提供危机管理能力所开展的研究。如实验室、研发资金、学术的交流与合作等
公众的预防投入
公众为了预防危机所付出的成本。如购买保险、参加培训、购买必要的防护材料等
危机损失成本
人员损失
危机事件中人员的伤亡
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时间损失
由于危机的影响使得社会恢复正常状态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公众心理影响
对公众心理影响的程度

  从危机的预防和损失两个方面来统计危机成本,基本上全部涵盖了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耗费,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对于危机成本的统计核算,我国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现有的一些统计报表总已经涵盖了一些指标,如人员数量、资产投入、人员损失等,这些数据资料的统计已经比较成熟。但还要相当多的指标需要重新统计或者设计统计模式,如研发投入、公众的预防投入、经济损失、时间损失和公众心理的影响。由于这些指标具有较大的弹性,模糊性也较大,所以统计的成本也比较高,这就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精确设计,以便能够准确的统计。
为完善我国的危机成本统计,需要重点做好如下四个方面:
1、把危机成本统计的职责明确到相应的政府机构,现有统计体系中,增加危机成本的其他统计数字。建立各个指标的统计核算体系,如计算公式、衡量单位等,以便能够准确比较。
2、培养危机成本管理人才。危机成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顺利稳定发展,这就决定了危机成本的投入只能辅助于社会的发展,而非社会发展的目的。为此,如何进行合理的危机成本投入需要有科学的决策,这就需要水平较高的危机成本管理人才。而我国当前的危机成本管理人才较少,而且专业性太强,缺乏全面复合型的人才。
3、建立危机成本控制体系,把危机成本的投入与收益紧密联系起来,力争利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危机与危机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
4、要广泛的宣传与动员,使得公众了解危机成本的概念,获取公众的支持与理解。

[1]魏玖长(1979—),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领域为信息管理、科技政策。

  [2]赵定涛(1955—),男,安徽广德人,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系主任,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