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境经济》杂志
农业绿色发展正迎来重要的政策窗口期。然而，如何让改善后的生态资源真正变成农民口袋里的收入与农业发展的底气？
很多人觉得，环境好了农民自然就富了——山绿了、水清了，游客来了、农产品好卖了，收入不就跟着来了？但现实是，一些地方山确实绿了、水确实清了，农民口袋还是空的。环境改善和农民增收之间，隔着 一道还没打通的墙。
如今，这道题有了清晰的破题方向——打通农业生态产品的变现通道。
从以“农业碳汇”为代表的权益交易，到生态文旅、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化开发，多条路径正在各地探索并推行。只要算清这笔“绿色账”，把生态优势沿着产业链层层转化，让绿水青山可度量、可交易、可增值，环境持续向好的生态红利，就能真正化作老百姓捧在手里的“金山银山”。
三条变现路，哪条最难走
农业生态产品变现的落脚点在哪儿？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刘广龙认为，这就要求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通道，形成“治理促变现、变现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
刘广龙进一步介绍，视野还可以再放开一些。生态变现并不局限于农产品，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已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尺度拓展至流域乃至重大水利工程，国家层面也已出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的规范性文件。“这意味着，无论土壤、地表水还是地下水，只要治理到位，都有望接入生态变现的通道。”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魏孝承把现有做法归为三类。
一是市场主导的经营开发路径。这是最直接的路径，通过提供生态友好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服务来获取市场溢价，如通过绿色、有机认证，将生态投入转化为产品的高品质和高价格实现优质农产品溢价；或者依托乡村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等产业。这条路门槛最低，但天花板也最低，产品溢价有限，文旅受地域和季节制约。
二是生态资源权益交易路径。典型代表是农业碳汇交易，将农田土壤固碳、茶园管理等生态效益转化为可交易的碳信用。这条路最难，因为要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变成可确权、可交易的资产，但天花板最高，一旦跑通，不受地域限制。
三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路径。针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调节服务（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主要通过政府力量实现价值。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由生态受益区对保护区进行补偿。
三条路径中，生态补偿由政府主导，更多体现为制度性安排；经营开发与权益交易同属市场化转化的范畴——前者把生态优势直接卖成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后者把看不见的生态效益变成可交易的资产。
这两条路径探索更为活跃，也更具借鉴价值。各地实践中，二者常常并行推进、相互衔接。
刘广龙分享的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案例，正是两条路径交织探索的体现。
郧阳区山多地少、土壤贫瘠，一度是产业发展的短板，但这样的条件恰恰适合油橄榄生长。油橄榄根系横向延展、不深扎，能在浅薄的土层中交织成网，牢牢锁住水土。随着10万亩油橄榄陆续落地生根，昔日岩石裸露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新绿，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生态复绿的同时，当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链路也随之打通。
先靠产品赚到第一笔钱。郧阳区大力发展以油橄榄、香菇为代表的绿色农业，开发出橄榄油、木瓜酵素、香菇脆等绿色产品20余种。在安阳镇安阳湖油橄榄产业园，标准化种植基地与橄榄油体验工厂配套而建，2024年全镇油橄榄产业产值突破6000万元。但光卖产品，溢价空间有限。
再把生态变成体验。杨溪铺镇郧阳渔村依托茂密的橄榄林与优美的汉江风光，打造“春品橄榄茶、夏赏橄榄花、秋摘橄榄果、冬品橄榄油”的四季康养旅游品牌，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安阳镇安阳湖油橄榄产业园也将生产加工与研学体验相结合，带动研学旅游超过2万人次，推动油橄榄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最后把生态变成可交易的资产。在推动农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同时，当地还积极探索以油橄榄、香菇等生态资源为依托的碳汇交易和绿色金融产品，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
农业碳汇的账，究竟该怎么算
这条路径的实践进展如何？“当前，我国农业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整体处于探索阶段，呈现出‘点上有突破、面上未成势’的特征。”魏孝承说。
首先是核算与计量面临的双重壁垒。由于农业生产对象极为复杂，碳汇的精准核证在技术上困难重重。同时，各地交易平台的核算规则尚未统一，导致“农业碳票”跨省流通受阻，变现链条在起点便遭遇瓶颈。
其次是权属界定模糊带来的动力不足。“碳汇的权属究竟归属于种植者、土地所有者，还是项目开发者？”魏孝承坦言，这一权责盲区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农户和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另外，政策协同支撑不足。现有的财政支持多侧重于保障农业增产，对减排固碳行为缺乏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加之缺少统筹管理的专职部门，涉农、涉碳政策分散于多个条线，标准与口径尚未彻底打通，难以形成推动市场发育的整体合力。
面对上述难点，部分省份已在实践中探索出可行路径。刘广龙表示，湖北省在方法学制定和交易平台建设两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目前，湖北省已较早发布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技术规范，为生态产品的核算与认证提供了统一依据。
“在整条链条中，方法学是无可替代的起点。”刘广龙说，只有先明确“算什么、怎么算、按什么标准算”，才谈得上对生态产品进行认证，进而实现交易和变现。这一环节一旦缺失，后续的确权、定价、交易都将无从谈起。
据刘广龙介绍，认证工作需要专门的平台来支撑，湖北省成立的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认证完成之后，还要回答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件生态产品究竟值多少钱，其中的碳汇量又该如何折算为可交易的价格。“在这方面，湖北省设有农业碳计量中心。”刘广龙说，而在最终的交易兑现环节，湖北省还拥有中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碳登）等碳市场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认证平台与计量方法相继具备后，如何找到可量化、可测算与可交易的相关产品？
在刘广龙看来，农业碳资产的范畴远不止于农产品本身。“以废旧地膜为例，其回收与资源化利用同样具有可量化的生态价值。”他表示，只要算清回收环节的碳减排量，这部分隐形的生态效益就能转化为可参与交易的碳资产，正式纳入碳交易体系。
据刘广龙介绍，湖北省在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过程中，组建了专门团队，开展废旧地膜回收碳价值核算工作，并开发了相应的方法学。该方法学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正式文件后续也会公开发布。
打通碳交易链条，最终指向的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刘广龙认为，利用碳交易带来的收益反哺回收环节的成本缺口，是破局的关键。“这就能形成‘回收—减排—交易—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他解释道，“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把一项长期依赖外部推动的环保任务，转化为一门能够自我‘造血’的生意。”
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农业碳交易的潜力可谓广阔。刘广龙表示，农业碳市场绝不是单一维度的，除了废弃物回收，农产品种植、畜禽养殖等环节同样蕴藏着可观的减排空间。
“那些能够实现减排降碳的农业行为，都值得被看见、被核算、被交易。”刘广龙说。
让各类主体都愿意“入场”
谈及农业碳汇交易的未来走向，魏孝承建议，必须依靠制度、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发力：重点建立全国统一的计量交易机制并明确产权归属，探索以“实际减排绩效”为导向的认证体系并夯实数据底座，同时配合金融创新，确保降碳主体获得实质性收益。
除了碳汇，生态产品交易的品类在逐步拓宽。区域层面的落地，湖北凭借相对成熟的平台基础与制度条件，蹚出了一条路子。但对于更多资源禀赋不同、起步阶段各异的地区而言，路该怎么走？尤其是当政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时，如何调动交易市场中各类主体的积极性，让农户、企业、平台都心甘情愿地“入场”？
对此，在河西走廊中部、属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区的甘肃省张掖市，给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答案。一个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比什么都金贵——张掖恰恰从水权交易切入，把水权、绿证这些生态要素变成可交易的商品，让节水本身产生收益。
近年来，张掖市着力激活生态产品的要素交易。在培育碳中和示范主体、完成土地流转的基础上，2025年至今，张掖完成绿证交易超1000万张、成交额逾7000万元；2024年以来，全市累计完成水权交易4486宗，交易水量1.44亿立方米。在这个过程中，张掖对内打破农林水环等部门数据壁垒，构建核算闭环，对外积极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西北生态产品交易平台。
如何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郧阳区谭家湾镇五道岭村的实践证明，不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一个荷花塘就够了。“这里原本是一片传统种菜棚区，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顺势建起荷花塘，既消纳氮磷、循环净水，又自成一景。生态沟渠则采取乔灌草立体防控方式，种满黄花菜。”刘广龙说。
顺势一改，生态变现的微循环就打通了。夏日莲叶接天，坡上黄花铺野，农场的生态颜值变成了文旅流量，成了周边居民周末游的打卡点；净水好土养出的有机果蔬，通过直播带货远销各地。
为助力农产品销售，当地将农家小院、闲置厂房、废弃棚架等，改造成农产品展销中心和助农直播基地，积极组织辖区村民广泛参与“助农直销”活动，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致富。
多年的实践工作经验，让刘广龙对生态价值转化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在他看来，只有打通转化机制，让每一寸土地上的绿色变化都能被精准量化、被推向交易市场，生态红利才能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当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生活，老百姓自然会从心底笃信，“绿水青山”就是捧在手里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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